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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太宗贞观九年（公元635年）十一月，一种传说已久的神秘水果在京城长安引起了轰动，这就是来自撒马尔罕的金桃。撒马尔罕是唐朝时康国的都城，在今乌兹别克斯坦。据说，康国使团向唐太宗进献的这种金桃“大如鹅卵，其色如金”，仿佛来自仙境，甚至有人认为吃了它可得永生。
“民以食为天”，一方小小的餐桌承载着一部古代物种传播交流史，同时，它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。
番茄真正成为食品
走上中国餐桌不过百年
中国的“外姓”农作物中，“番”姓是另一大家族。唐代以后，由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，海上贸易得以迅速发展，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、人类进入航海新时代后，一些美洲作物开始经由海上贸易辗转传到中国境内。由于这个时期人们把域外称为“番”，因此这时期引进的作物很多都以“番”命名。同时由于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，高产的经济作物占了大部分，包括番薯（红薯）、番麦（玉米）、番豆（花生）、番椒（辣椒）、番梨（凤梨）、番石榴、番荔枝等。
番茄的名称沿用至今，原生长在南美洲秘鲁，当地人称“狼桃”，15-16世纪，西班牙和葡萄牙探险家从美洲带回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番茄都是欧洲人花园里的观赏植物，没人敢食用，因为据说这种看起来很好看的食物有剧毒。直到17世纪，有一位“作死”的法国画家实在抵挡不住它的诱惑，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吃了一个，之后就安静地躺在床上等待死亡。结果当然是毫发无损，于是，番茄开始走上人们的餐桌。明万历年间的赵子函在1617年所著的《植品》，是目前我国最早提到番茄的文献，书中记载，西洋传教士在稍早的万历年间，把番茄和向日葵一起带到了中国，称为“番柿”，后因它的颜色鲜红，来自西方，所以就有了“西红柿”的名称。乾隆二年（公元1738年），《台湾府志》记载“柑仔蜜（番茄在闽南语里的名称），形似柿、细如橘、可和糖煮茶品”。可见，清朝时台湾人眼中的番茄是可以煮茶喝的。直到清朝末年，番茄才真正成为食品走上中国餐桌。
番椒，即辣椒，早在公元前2000年，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就已栽培辣椒。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，带回欧洲，1493年传入西班牙，后传到东南亚，明代后期开始传入我国。明代戏曲家和养生学家高濂的《遵生八笺》中记载有“番椒”，描述是“丛生，白花，果俨似秃笔头，味辣色红，甚可观”，这是中国已知最早的辣椒记录。30年后，王象晋的《群芳谱》中也收录了“番椒”，描述是“亦名秦椒，白花，实如秃笔头，色红鲜可观，味甚辣，子种”。高濂是浙江钱塘（今杭州）人，在清代的地方志中，浙江的地方志也最早记载辣椒，这说明辣椒早期的传播途径之一是通过海路先传入浙江，再从浙江传入中国其他地区的。
番薯，即我们所说的红薯。番薯最早种植于美洲中部墨西哥、哥伦比亚一带，由西班牙人携至菲律宾等国栽种。番薯最早传进中国约在明朝的万历年间，多年在吕宋（即菲律宾）做生意的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同其子陈经纶，见当地种植一种叫“甘薯”的作物，生熟皆可食，产量又高，而且不挑土地，于是决心把甘薯引进中国，以缓解家乡山多田少、粮食不足的现状。然而，当时的西班牙殖民征服视甘薯为奇货，“禁不令出境”。陈振龙经过精心谋划，“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”，并在绳面涂抹污泥，于1593年初夏，巧妙躲过殖民者关卡的检查，“始得渡海”。
小小番薯的传入，改变了千百年来国人的饮食结构，使中国农业经济得到飞速发展，人口出现爆炸性增长。据史学家研究，大力推广番薯种植的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年）到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年），清朝人口由1.5亿飙涨到3.13亿，翻了一倍多。
“洋”姓相比于其他两大家族，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晚（大部分为明末和清朝），其传入中国的途径大多和外国人来中国传教的活动有关。其“洋”姓家族主要代表成员有洋芋（土豆）、洋花菜（菜花）、洋白菜（包心菜）、洋葱、洋姜（鬼子姜）、洋辣椒（秋葵）、洋莓（草莓）、洋橄榄（油橄榄）等。
这些传到中国的农作物都有一个逐渐本土化的过程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的农作物也不断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输入到域外，由此形成了多种文明的互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