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与新冠走过的未知与彷徨、恐惧与使命之路

文/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组成员、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姜利

起初，我没有想到自己能与新冠，这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疫情挂上钩。尽管我参加过2003年的抗击SARS，尽管在去武汉之前听到那边的同事说，情况远远超乎想象，尽管在1月份院长传达上级精神时，隐约体会到了这次的不一般。

于是在今年1月25日晚上，开启了一段极为特殊的人生经历。

未知与彷徨

刚到武汉的时候，有太多的未知与彷徨。本以为就是不过会传染的重症肺炎和ARDS，给我一根气管插管，给我一台呼吸机，我就能开始工作。然而，到了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后，发现除了呼吸机和气管插管以外，我们缺少太多的东西。没有工作流程，病区内外的联络严重障碍，缺药、缺耗材、缺监测手段，最缺的是人，是有ICU经验的医生和护士。重症患者的数量和有限的医护比例严重失调。在一月的最后几天和大半个二月，日子都是这么度过的。看着满眼飘红的中央监护台，听着病房里各种报警的此起彼伏，还有早交班时说昨晚又有谁谁谁走了。已经不忍心去批评已经濒于精神和体力崩溃边缘的同事，不愿意在查房时下达一堆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执行的指令。看着一个个挣扎呼吸的患者，那时候总是在想，我要做什么，我能做什么，我能带着大家做什么，这样的工作状态要持续多久。未知与彷徨充斥着那段时间。

恐惧

我被问过许多次，“你害怕吗？”或者是，“你曾经有一点害怕吗？”我总是说，还行吧，包括SARS那会儿。其实回忆起来，刚到武汉的时候，同住的教授给了我一袋子据说是院士处方汤药，虽然味道不好，我还是坚持着喝完了。大概，也还是因为有些恐惧和担心吧，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感染。大概两周后，药喝完了，也不再担心了。但是很长时间后我意识到，我忽视了同事的恐惧。

还要从一次气管插管说起。那天查房因为防护装备不够，医疗组是我一个人进去了。正好一个喘得不行的低氧患者刚刚进来，显然是需要紧急气管插管。我让护士帮助找齐药品和插管需要的东西，他很配合地完成了，把所有东西塞在我两只手上。我来到患者床旁，刚想要回头跟他说，“你帮我把诱导的药推了，你就出去。”然后看他把病房的门从外面关上了。当时真是很复杂的心情，是愤怒，是被抛弃，因为紧急气管插管一个人是难以完成的，需要护士的配合。后来另一个护士帮我完成了插管，这件事情也就慢慢忘记。很久以后我才明白，我不恐惧，但我忽视了身边的人的恐惧。这种对有些人来说挥之不去的感受，在折磨他们。而我，原本可以更好地帮助他们减负和克服。

徒手学习

新冠与我们以前看到的肺炎不一样。我们看见，但是不知道答案。老师讲过，医生的一辈子都要学习，包括这次。不一样的是，我们没什么武器，没有教科书，没有成熟案例，是徒手从零开始摸索。新冠面前大家都是新人。每一位患者，包括那些走了的人，都是我们的老师，他们对生存的渴望鼓励我们不断思考和探索，找到最适宜的治疗。

战友

独特人生体验包括那些临时组队的战友，来自金银潭，来自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，来自安徽、湖南、山东等多地的同事们。他们带给我无数的感动，也带来工作中的意见相左。学习带领不断换人的队伍，发挥他们每个人的特长，使大家遵守固定的工作流程。作为铁打的病区组长，我会永远记住那些流水的医生护士们。

使命

“你怎么就去了武汉？”答案其实很简单，那时候我被告知武汉疫情严重，重病人多，特别缺能带队的ICU医生。觉得自己过去的话还能干点事，就去了。其实，医生的使命就是治病救人，有条件去救，条件不够想办法也要去救。在艰苦的环境中，不抱怨不退缩，努力创造条件，获得当时能够获得的最好结果。仅此而已。在四万两千多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，在全国各部门各级人员的共同努力下，我们控制了疫情，战胜了新冠。绝大多数患者治愈出院，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。

最后，当这一切接近尾声，最想说的其实是感谢。感谢在武汉一起奋战的同事们，感谢我离开这么久，院领导和各科同事们对重症医学科的支持与帮助，感谢我的年轻团队，你们干得很好，以至于我觉得我不在也没有任何问题，感谢永远在一起的我的家人。这一切，唯有化成更加努力工作。